在中国，一次交易靠计谋，长期交易靠诚信。一两次的交易或交往，就是斗智斗勇；但长期的交易就是重复博弈了，当谁都离不开谁的时候就必须讲诚信。而即使如“诚信”，也是一个“有弹性”的词汇，不同的人、不同的企业，对诚信的理解是截然不同的，或者说人们对于诚信的底线是有不同的界限的。这个时候，伦理就成为了人们行事的边界。  

不同于法律、制度和信仰，伦理是对“文明”的尊重，是“公序良俗”赋予企业的精神“约束”， 是人之为人，应该要遵守的道德准绳，是主动的而非被动的，是被公众广泛认可的，不随企业内外部环境的变化而变化的，是约定俗成、恰如其分的生活方式的集合。

伦理不是一种攻击性的生活，反而是一种对企业和个人来说，“最大程度上的退让”。社会中的人，是“趋利”的，对于有限的社会资源来说，趋利者往往是攻击型的存在。因为对自身的不确定和安全感的缺乏，社会人往往会“选择性地”忘我， 自以为是地认为不为人知的“越界”不具有威胁。这种忘我所带来的是更大程度上的“无他”，是对这个世界切断联系的“唯我独尊”的状态。当人们身处这样的状态而不自知的时候，危机也就随之而来了。懂得退让，知道进退，于人们来说，需要视野和格局；于企业来说，这种伦理是一种显性的文化，是识别“同路人”的基准，所谓“不忘初心”，不过是看谁对企业伦理坚守得更久。

伦理往往是社会发展中的普世价值的凝结。一家企业必须要通过顺应伦理的内在要求，方能获得在这个社会上走得长远的驱动力。因为伦理是最大程度上的社会共鸣，是可以跨越社会阶层的，不用花费高昂的教育成本的，被人们所广泛认可的。在伦理框架内可以自如生长的企业，可以获得最大程度上的社会支持。企业不守伦理， 就注定会被主流社会抛弃。人没有坚守，连自己都无法左右自己的命运。但企业作为一个典型的“群体”的存在，要注意的是群体盲从意识会淹没个体的理性，个体一旦将自己归入该群体， 其原本独立的理性就会被群体的无知疯狂所淹没。因此，企业最大的伦理就是保证不偏不倚地激活组织内部的正义。让个体走正道，让人与人之间不会因为认知的差异而党同伐异，最大程度上激活个体的“无畏”之心。让个体无所畏惧， 在一种巨大的安全感的驱动下，想要获得更高层面的价值实现和情感的充溢。当这种伦理框架内企业各利益相关者的“自洽”得以实现的时候， 企业也就得以“基业长青”。

那么企业如何在合乎伦理的前提下，满足所有利益相关者的利益， 并可持续发展下去呢？我们来到“顶层设计”这一战略阶段来考量这一问题。在《利益相关者理论》 中，布儒瓦对于企业战略有如下看法“企业战略不是可预计的，也不是早就注定的；管理者要做的战略决策不能假设是企业环境中确定性力量的产物……相反，战略的本质含义是指人类能够采取行动，努力使本企业与其竞争对手区分开来”。企业的战略绝非一个简单的口号，或者一堆简单的数字指标。战略制定的本质是为了让企业能够团结一心地在竞争中突出重围， 让利益相关方都能“活下去、活得好”。但这个目标的达成，却往往并不轻松，或者说为了长远的利益，个体和企业都极有可能要牺牲短期利益。“严厉的爱”在很多人看来就是不近人情，但却合乎伦理，这些“痛苦”的代价， 往往被扣上“不人性”的帽子。当个体无法站在超越自我的视野层面去认同这种“群体正义”的时候，自私自利的因子便会被激发和传导，最终以侵害他人、伤害组织和企业的形式，产生负面影响。

大部分的企业是没有真正的战略的，因为战略的制定是多方位的动态制导，传统的 KPI，是“公司要你做什么”，现代的企业需要的是员工能有清晰的愿景，明白“我想为公司做什么”。战略不在大，而在企业内部的每一个“作战单元”都清楚地知道自己的行为能给企业创造何种价值。当每个人心中都有了这个图谱的时候，企业才算是一个战略主导型企业。如果员工只是为了谋生而来到企业，没有主动为企业贡献个人价值，没有对企业的内在认同，没有无私无畏的责任担当，那么这个企业做的势必只是当下的“交易”。人只要像工具一样的操作就好， 这不仅仅是人性关怀的缺失， 也是人类“物化”的生存危机。那么这家企业的利益相关方的“利益分配”，也必然是失衡的，一旦失衡达到了一个临界点，那就是“爆破”的时刻。所以，伦理是企业的防火墙，表面上看是个“摆设”，但人们却深知它在与不在，对于个人的处境，绝对是有长远影响的，但正因为影响长远， 短期内无视的大有人在。那么，我们又来到了伦理博弈。

“没有规矩不成方圆”。在社会生活中的每一个人，既有自我的要求，又受社会的政治、法律、伦理的支配和约束。为了使人真正成为人，社会成为真正的理性社会，就必须有道德的自觉规范。作为社会调控体系的重要手段，伦理道德与法律规定共同构成人们的行为规范内容。我们研究企业伦理，分析利益相关方，除了引导自我自觉锤炼道德品质、恪守德行规范。更是促进我们身处的这个社会由他律到自律，让更多的人看到光芒，走向光明。这一程，任重而道远。